派性与武斗

    1967年3月2日，祁门县城内的部分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祁门县东方红联合造反兵团”（简称“东联兵团”），为祁门第一个跨单位跨行业的造反组织。后因在对待县委负责人的认识上产生分歧，各自观点不同，逐渐分化为两派，祁门县无产阶级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联总）和祁门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联站）先后成立，成为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别组织。联总又称“多数派”，联站又称“少数派”。多数单位的造反组织也各怀各自的目的，分为两派，争夺领导权。有些农村，由于“四清”工作队撤出之前成立了以“四清”运动中部分骨干为主体的造反组织（一贯听党的话的知识青年多在其中），与当地农村干部参与的造反组织也产生了对垒，但均以各自的观点为线，追随于联总或联站之后。时派性（又称“资产阶级派性”）不但造成同事、朋友间互为仇视，甚至侵袭到家庭，有的夫妻为此反目，兄弟也会为此拳脚相向。派性之争一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县城阊江饭店门口搭一高台，辩论会一场接一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大街小巷处处可见互相攻击的大字报、大标语，高音喇叭中传来的辩论声、口号声彻夜不停。处处是躁动人群，激愤的面孔，声嘶力竭的争论。在“东联兵团”成立之时，部分少数派及知识青年冲击会场，双方扭打起来。3月3日下午，以知识青年为主的少数派，抬了在2日冲突中受伤的人员在县城游行，随后在县公安局门口聚集，要求公安局惩办打人凶手。他们的行动，得到县内23个造反组织的支持。由于县公安局的不予理会，在愤怒之下，便有人砸县公安局的造反组织——前哨兵团的牌子，但“惩办打人凶手”一事仍未能解决。于是，有30多名知识青年从4日上午至晚上9点，在县公安局门前静坐、绝食、示威，并有部分群众和“工总”“一一二○”造反组织表示支持，但问题仍未解决。晚上，以知识青年为主的群众组织贴封条封了公安局大门（此事后被称作“封闭公安局事件”）。当月，县成立“大联合三结合筹备委员会”（简称“三筹会”），没有吸收“联站”代表参加，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联合”，引起少数派的不满，使得全县的派性斗争更加复杂。3月28日，箬坑乡就因两派武斗而打死1人，开祁门因两派武斗而致人死命之先河。不得已，县委于4月26日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试图遏制县内混乱局面，但由于当时政治形势使然，加之两大派的“造反者”们，都以自己“最革命”，甚至当时的军管会主要负责人都被派别所左右。在“誓死捍卫”的口号声中，派性斗争并未收敛。6月10日至7月22日，县“三筹会”主持召开所谓“彻底揭开县委阶级斗争盖子”会议，到会科局级干部108人。会议主题是对“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揭发批判。全县“文化大革命”再度升温。

    正当全国各地由于所谓的“观点”不同，而引起派性争斗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江青在1967年7月22日接见河南“二七公社”代表时提出“造反派”们要“文攻武卫”。次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这个口号。由此，全国派性的争斗不再是“口水战”或“笔墨战”，而是拳脚、棍棒相加，直至发展到动刀动枪的武斗。8月6日，剑拔弩张多日的县城两大派终于发生武斗，以平政桥为界多数派占据桥西县城，少数派则以占据桥东原汽车站（今祁山花苑）为据点，先是高音喇叭互相谩骂、攻击，继而手持木棒、铁棍，头戴笆斗帽，在平政桥头发生短兵相接的武斗。然“联站”毕竟人单势薄，斗不过“联总”而败退，所幸未曾死人。然而就是当天，平里公社红光大队（今贵溪村）也发生武斗，死3人。第二天，该村武斗再起，又有1人死于非命。

8月19日凌晨3时许，在军管会和“三筹会”主要负责人的授意下，县“联总”与屯溪“联部”一起数十人，采取用车子撞开大门和翻墙而入的方式进入人武部枪械库，“抢”走了人武部冲锋枪13支、短枪8支、教练枪20多支。4时左右，县公安局、邮电局、广播站、银行（以上单位已被军管）内部的造反派抢了本单位驻军的枪，制造了震惊全县的“八一九抢枪事件”。9月5日，中央发布严禁抢夺人民解放军枪支的命令（时称“九五命令”）。迫于压力，联总于7日将“抢”去的枪支大部分送还，但仍有一小部分留在手中，就是这小部分的枪支，为县以后的大规模武斗埋下了隐患。果然，12月1日晚，祁门瓷厂发生武斗，死2人。次日，一方还将死者拉至县城，以示“声讨”对方的武力行径，县城内的火药味十分浓烈。12月7日，大本营在城东祁山脚下的少数派，也向驻汽车站的解放军“借”了枪支，双方“战斗”一触即发。12月8日，县城武斗枪声再起。“联总”人多势众，武器装备好，“前哨兵团”还派人从大坦公社大洪大队调来武装基干民兵参加武斗。多数派镇守平政、仁济二桥，打死“联站”4人。被调来参加武斗的大坦公社农民，在当晚返回大洪村的路上，误将该公社枫林大队的一位生产队长打死。祁门在“文化大革命”武斗中共死亡12人。

摘自《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祁门县历史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