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报与大辩论

    大字报与大辩论，起之于反右派斗争时期，只不过当时仅局限于各单位内部和批判斗争会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各地对所谓“三家村”“四家店”的批判也只见诸于报端，或各单位内部召开的“声讨会”、张贴的大字报。自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后，8月7日《人民日报》又全文发表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原先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批判会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等“八条指示”，已不能得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指责6月上旬派工作组（指毛泽东外出，刘少奇在京主持工作曾往各大专院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以来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说是“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还说“联系到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认为这是“发人深省”的，并认为党中央有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将矛头指向刘少奇等一大批革命老同志。在毛泽东这篇“大字报”的推动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立即展开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揭发批判”。就在这次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继“五一六通知”后，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错误性纲领文件。“十六条”提出，要“依靠革命的左派”，“放手发动群众”；“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等。“十六条”强调“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谦让”。于是，名目繁多造反组织肆意泛滥，各式各样的武斗和违法乱纪行为也随之蔓延开来。8月26日，合肥工业大学无线电系67级一些学生在合肥四牌楼贴出《炮轰安徽省司令部——造李葆华的反》大字报。次日，引发学生与一般市民的争论和冲突扭打，成为轰动一时的“八二七事件”。 安徽省的第一个以合工大学生为主体的造反组织——“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后发展为造反兵团）就此产生。迫于当时形势，中共安徽省委于10月13日发出《关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几个问题的紧急通知》，提出5点意见，要求各地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地、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要“放手发动群众”同他们一起闹革命，“要进一步反复教育工人、农民、市民和干部，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等。在此期间，祁门的“文化大革命”在县委的指导下，“四大”的开展仍限于各单位内部，其重点除针对当时的所谓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外，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的是右派分子和以往运动中揭露出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员，在农村则主要针对“四不清”干部和“地富反坏”分子。也有少数单位贴出大字报，对单位个别领导提出批评，批评内容也只是工作方法或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县委及各级党委的主要精力是迎接即将在全县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毕竟“三家村”所揭示出的问题离这里太远了，要是不看报纸，谁知道邓拓、吴晗、廖沫沙为何许人也。即便是安徽省所揭发出来“反党分子”李凡夫（省委宣传部部长）、陈登科、那沙等，所知者也仅寥寥数人。街头所见仅是毫无实际内容大幅标语口号而已。后来两派对立时大字报才如潮水般涌出，各派都极力表现自己最“革命”，内容也多是转抄外地大字报，除人云亦云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和造当时县委的反外，便是互相攻击谩骂，呈现出完全无序和混乱状态。

摘自《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祁门县历史第二卷》